两个文化坐标的相遇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苏轼(1037-1101)与韩愈(768-824)犹如相隔两百年的两座文化高峰,当元祐六年的苏轼提笔写下《潮州韩文公庙碑》,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不仅定格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时刻,更折射出士大夫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的嬗变轨迹,身处不同时代的两位大家,在儒学复兴、文风改革等重大命题上展现出的精神共鸣与价值分野,为我们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提供了独特视角。

跨越时空的文脉对话,从苏轼评韩愈看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与演变

苏轼评韩愈的三大维度

  1. "文起八代之衰":文学革新者的共鸣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开篇即赞:"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这段评述精准把握了韩愈的古文运动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特意将韩愈与初唐四杰对比,指出其突破骈文桎梏的独特价值,在《与谢民师书》中,苏轼进一步阐释:"韩退之《画记》,盖学《史记》而终不似者",既肯定其复古取向,又指出其与秦汉散文的差异。

  2. "道济天下之溺":儒学卫道士的困境
    苏轼对韩愈"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评价颇具深意,在《韩愈论》中,他一方面认同韩愈的儒学立场,称其"能信古道而作正论",另一方面又批评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则反映了北宋儒学发展的新阶段——面对佛道思想的渗透,苏轼更强调"统合儒释"的包容性,与韩愈的激烈排他形成对照。

  3. "忠犯人主之怒":士大夫风骨的镜像
    在《论韩愈》中,苏轼特别推崇韩愈谏迎佛骨的举动:"其忠可以犯颜敢谏,而其仁足以垂法来世。"这种评价暗含自我投射,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后,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人生轨迹与韩愈贬谪潮州的经历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二者在政治挫折中坚守道义的精神,构成士大夫风骨的完整图式。

评价背后的深层动因

  1. 时代命题的延续与嬗变
    韩愈面对中唐藩镇割据与佛道盛行的双重危机,苏轼身处北宋积贫积弱与新旧党争的复杂政局,两者都试图通过文化重建挽救时代危机,但路径选择大相径庭:韩愈强调"原道"的纯粹性,苏轼则主张"杂糅百家"的开放性,这种差异在《韩愈论》中体现为对"道统"传承的不同理解。

  2. 文学观念的传承与突破
    韩愈"唯陈言之务去"的革新主张,在苏轼手中发展为"随物赋形"的自然文论,在《答谢民师书》中,苏轼提出:"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种从"破"到"立"的演进,标志着文学理论从形式革新向艺术本质的深化。

  3. 人格理想的建构与超越
    苏轼对韩愈"文格"与"人格"的分离现象颇有微词,在《韩愈优于扬雄》中,他指出:"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然于道粗知其仿佛,而不能晓然示人以其所以然。"这种批评实则是以程颢"文以载道"的新儒学标准,重新审视韩愈的士大夫人格,反映出宋代知识界对道德主体性的更高要求。

历史评价的现代启示

  1. 文化传承的辩证法则
    苏轼对韩愈"推崇而不盲从"的态度,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典范,在《书吴道子画后》中提出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正是这种批判性继承的生动写照,这对当下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既需深入经典内核,又要保持创新意识。

  2. 知识分子的人格养成
    二者在逆境中的精神坚守,构成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原型,韩愈贬谪潮州时"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担当,与苏轼"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豁达,共同诠释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格理想。

    跨越时空的文脉对话,从苏轼评韩愈看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与演变
  3. 文明对话的当代价值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模式,展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历史对话"传统,这种通过评述前人建构自身价值体系的方式,在全球化时代更具现实意义,正如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中指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本质是"通过阐释过去来创造现在"。

流动的精神传统

当我们在杭州苏堤诵读《赤壁赋》,在潮州韩山品味《祭鳄鱼文》,触摸到的不仅是文字的温度,更是流动不息的文化基因,苏轼对韩愈的评价,绝非简单的历史定位,而是知识分子在文明传承中寻找精神坐标的自觉努力,这种跨越时代的对话,至今仍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永远是在批判中继承,在对话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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