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文化坐标的相遇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苏轼（1037-1101）与韩愈（768-824）犹如相隔两百年的两座文化高峰，当元祐六年的苏轼提笔写下《潮州韩文公庙碑》，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不仅定格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时刻，更折射出士大夫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的嬗变轨迹，身处不同时代的两位大家，在儒学复兴、文风改革等重大命题上展现出的精神共鸣与价值分野,为我们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提供了独特视角。
苏轼评韩愈的三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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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起八代之衰"：文学革新者的共鸣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开篇即赞："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这段评述精准把握了韩愈的古文运动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特意将韩愈与初唐四杰对比，指出其突破骈文桎梏的独特价值，在《与谢民师书》中，苏轼进一步阐释："韩退之《画记》，盖学《史记》而终不似者"，既肯定其复古取向,又指出其与秦汉散文的差异。 -
"道济天下之溺"：儒学卫道士的困境
苏轼对韩愈"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评价颇具深意，在《韩愈论》中，他一方面认同韩愈的儒学立场，称其"能信古道而作正论"，另一方面又批评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则反映了北宋儒学发展的新阶段——面对佛道思想的渗透，苏轼更强调"统合儒释"的包容性,与韩愈的激烈排他形成对照。 -
"忠犯人主之怒"：士大夫风骨的镜像
在《论韩愈》中，苏轼特别推崇韩愈谏迎佛骨的举动："其忠可以犯颜敢谏，而其仁足以垂法来世。"这种评价暗含自我投射，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后，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人生轨迹与韩愈贬谪潮州的经历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二者在政治挫折中坚守道义的精神,构成士大夫风骨的完整图式。
评价背后的深层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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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命题的延续与嬗变
韩愈面对中唐藩镇割据与佛道盛行的双重危机，苏轼身处北宋积贫积弱与新旧党争的复杂政局，两者都试图通过文化重建挽救时代危机，但路径选择大相径庭：韩愈强调"原道"的纯粹性，苏轼则主张"杂糅百家"的开放性，这种差异在《韩愈论》中体现为对"道统"传承的不同理解。 -
文学观念的传承与突破
韩愈"唯陈言之务去"的革新主张，在苏轼手中发展为"随物赋形"的自然文论，在《答谢民师书》中，苏轼提出："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种从"破"到"立"的演进,标志着文学理论从形式革新向艺术本质的深化。 -
人格理想的建构与超越
苏轼对韩愈"文格"与"人格"的分离现象颇有微词，在《韩愈优于扬雄》中，他指出："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然于道粗知其仿佛，而不能晓然示人以其所以然。"这种批评实则是以程颢"文以载道"的新儒学标准，重新审视韩愈的士大夫人格,反映出宋代知识界对道德主体性的更高要求。
历史评价的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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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的辩证法则
苏轼对韩愈"推崇而不盲从"的态度，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典范，在《书吴道子画后》中提出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正是这种批判性继承的生动写照，这对当下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既需深入经典内核,又要保持创新意识。 -
知识分子的人格养成
二者在逆境中的精神坚守，构成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原型，韩愈贬谪潮州时"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担当，与苏轼"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豁达，共同诠释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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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对话的当代价值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模式，展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历史对话"传统，这种通过评述前人建构自身价值体系的方式，在全球化时代更具现实意义，正如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中指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本质是"通过阐释过去来创造现在"。
流动的精神传统
当我们在杭州苏堤诵读《赤壁赋》，在潮州韩山品味《祭鳄鱼文》，触摸到的不仅是文字的温度，更是流动不息的文化基因，苏轼对韩愈的评价，绝非简单的历史定位，而是知识分子在文明传承中寻找精神坐标的自觉努力，这种跨越时代的对话，至今仍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永远是在批判中继承,在对话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