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中的模糊线索
关于曹雪芹的民族归属问题,学界争议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故宫博物院公布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显示，曹家被归入"正白旗包衣汉姓人"，这一记载引发学界首次关注其民族身份，包衣制度作为满洲特有的世仆体系，其成员来源复杂，既有满洲本地人口，也有大量被俘或归附的汉族、朝鲜族等群体，曹氏先祖曹锡远原为明朝沈阳中卫指挥使，在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陷沈阳时被俘，由此开启家族与满洲贵族的特殊关系。
档案中"包衣汉姓人"的界定极具特殊性，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这类群体在法律上隶属满洲旗籍，享受旗人特权，但保留汉族姓氏与文化传统，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后世对曹雪芹民族身份的认知分歧：官方档案将其归入满洲旗籍，而家谱记载却明确其汉族血统，这种身份的矛盾性恰是清代民族融合的典型缩影。
血统溯源与旗籍制度的双重维度
从家族谱系考证,曹氏确属汉族世家，现存《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清晰记载其先祖曹俊于明初授指挥使，世袭军职达200余年，归附后金后，曹家虽被编入正白旗包衣，但始终保持汉族祭祀礼仪，康熙年间曹寅在《楝亭诗钞》中自述"汉家血食"，其弟曹宣更以"汉军"自称，这些家族文献均指向明确的汉族认同。
但旗籍制度赋予其特殊的法律身份,根据《大清会典》，包衣汉姓人属"内务府旗鼓佐领"，享有与满洲旗人同等的科举、任官权利，曹家三代四人出任江宁织造，此职务按规定必须由内务府包衣担任，这种制度性身份使曹雪芹在成长过程中必然接受满汉双语教育，其居所"蒜市口十七间半"属正白旗辖区，日常生活遵循旗人规矩。
文化认同的多元呈现
《红楼梦》文本中渗透着双重文化基因，满族习俗方面，书中多次出现"嬷嬷""阿哥"等满洲称谓，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的行酒令方式，与《满洲四礼集》记载的宴饮礼仪高度吻合，而汉族文化元素更为显著，从诗词歌赋到节气习俗，无不体现深厚的儒学底蕴，这种文化混杂性在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尤为明显：宝玉题咏既合儒家审美，又暗含满洲尚武精神。
曹雪芹的交游圈更具启示意义,其密友敦诚、敦敏为英亲王阿济格后裔，属满洲正黄旗宗室；而另一好友张宜泉则是汉族生员，这种跨越民族的交往，折射出乾隆时期北京文化圈的融合特征，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扬州旧梦久已觉"的典故运用，显示满汉文人共同的汉族文化修养。
民族观的重构与现代启示
清代旗人群体的认同具有流动性特征,据《听雨丛谈》记载，旗人内部存在"从龙入关"与"投充汉人"的阶层差异，曹家作为"勋旧汉姓包衣"，在文化认同上更倾向汉族，这解释为何《红楼梦》对科举制度既批判又留恋的矛盾态度，现代学者黄一农通过"e考据"方法，发现曹家通婚对象90%为汉军旗人，进一步佐证其文化归属。
这种身份的多重性恰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见证,曹雪芹创作中体现的跨文化视野，使其既能刻画贾府满洲贵族的生活细节，又能深入揭示封建社会的普遍矛盾，正如红学家周汝昌所言："雪芹之伟大，正在于超越族群界限，直指人性本真。"
超越标签的文化遗产
纠缠于满汉之辨,实则是用现代民族观念框限历史人物，曹雪芹的文化身份应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框架中理解，其作品既是汉族文学传统的巅峰之作，也承载着满族文化的历史记忆，最终熔铸成属于整个中华文明的瑰宝，这种文化交融的深度，恰是《红楼梦》历经三百年仍具永恒魅力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