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史上,白居易（772-846）的诗歌创作始终是学界争议的焦点，当我们试图用现代文学理论中的"主义"概念来定位这位中唐诗人时，"现实主义"的标签似乎成为最常被引用的关键词，这种简单的归类是否能够完整概括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全貌？在深入研读其现存3000余首诗歌作品后，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这个被广泛传播的论断。
诗歌创作的社会镜像 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系列，以《重赋》《轻肥》等篇目为例，精准描绘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图景，不同于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选择用"质而径"的白描手法，将长安城达官显贵的奢靡生活与市井百姓的困苦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映照，确实具有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并非单纯记录现实，而是通过《新乐府序》中"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构建起独特的价值判断体系。
新乐府运动的诗学革新 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记载，白居易的诗歌"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这种空前的传播广度，与其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密不可分，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将诗歌的社会功能推向新高度。《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经典白描，既是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更是对"宫市"制度的直接控诉，这种将诗歌作为社会改良工具的理念，显然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
讽喻诗中的儒家实践 细读《策林》七十五篇，可以发现白居易的创作始终贯穿着儒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其讽喻诗创作高峰期（808-815）恰与任左拾遗、翰林学士的仕途轨迹重合。《杜陵叟》中"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的直白控诉，与《论和籴状》等奏章形成互文，印证了其"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创作宗旨，这种将文学创作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的特征，使得白居易的现实主义带有鲜明的儒家入世色彩，与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存在本质差异。
闲适诗中的精神超越 如果仅关注《新乐府》《秦中吟》等讽喻诗，难免陷入对白居易的单维度认知，其晚年创作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以及《钱塘湖春行》中"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等诗句，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这些闲适诗占比达全部创作的60%以上，构成诗人精神世界的另一维度，这种从社会批判到个人抒情的转变，提示我们注意中唐文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双重人格结构。
诗歌语言的平民化实验 白居易的"老妪能解"说常被视作其现实主义的佐证，但细究其语言革新，实则包含更深层的文化意图。《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市井书写，《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的民间叙事，都在尝试打破盛唐诗歌的精英化传统，这种语言策略既是对儒家"诗教观"的实践，也是对诗歌传播效能的超前认知，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白诗手抄本，以及日本平安时代《白氏文集》的盛行，印证了这种平民化书写的跨文化生命力。
历史坐标中的主义辨析 将白居易简单归为现实主义诗人，容易忽视其创作的时代特殊性，比较杜甫"三吏三别"的史笔精神与白居易新乐府的谏官视角，可见前者重在记录苦难，后者重在干预现实，而与元稹相比，白居易更强调诗歌的"美刺"功能，这种差异提示我们，中唐诗歌的现实关怀已从被动反映转向主动介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士大夫现实主义"传统。
当我们重新审视"白居易是什么主义诗人"这个问题时，会发现任何单一的主义标签都难以涵盖其创作的全貌，他的诗歌既是安史之乱后社会危机的文学见证，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更是中唐文化转型的诗意呈现，或许，用"新乐府主义"来定义这位诗人更为贴切——这种主义既包含对现实的深刻观照，也包含诗体革新的自觉意识，更蕴含着士大夫以文参政的文化传统，在当下重读白居易，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唐文学的特殊性，更能为现代人提供观照现实的古典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