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法国文学的璀璨星河中,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以其恢宏的《人间喜剧》构筑起一座永恒的艺术丰碑，这位文学巨匠的流派归属问题，始终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当我们以更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巴尔扎克的创作轨迹时会发现，他既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又与浪漫主义保持着复杂的精神联系，这种双重属性不仅塑造了其作品的独特美学，更折射出文学思潮嬗变的深层规律。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式的开创者 1830年《人间喜剧》总序的发表，标志着巴尔扎克正式确立其文学纲领，他明确提出"要做法国社会的书记员"的创作宣言，这种将文学视为社会档案的认知，彻底颠覆了古典主义对艺术虚构性的执着，在《高老头》中，伏盖公寓的霉斑与地毯的经纬线都被赋予精确的物理坐标；《欧也妮·葛朗台》里对索漠城街道布局的描摹，堪比市政厅的城建档案，这种对物质世界的科学化再现，使文学首次具备了社会学研究的实证价值。
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绝非机械复制,其批判锋芒在《幻灭》中达到巅峰，小说通过吕西安的巴黎沉浮史，系统解构了新闻业的腐化机制：报社主编将舆论操控量化为数学公式，政客们用修辞学包装利益交易，这些场景的揭露直接启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这种将社会运行机制置于手术台上的解剖式写作，使现实主义超越单纯的摹写层面，升华为具有思辨深度的批判工具。
浪漫主义遗产的创造性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巴尔扎克的文学生涯始于浪漫主义运动的高潮期，1829年《朱安党人》的创作明显带有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印记，小说中布列塔尼叛军的悲壮命运与旺代地区的蛮荒景象，都弥漫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即便在成熟期的《驴皮记》中，那张具有魔力的驴皮仍延续着霍夫曼式的怪诞想象，这种超现实元素与巴黎沙龙的物质主义形成尖锐对峙。
这种浪漫基因的存续,在人物塑造层面尤为显著。《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觉醒时刻，其情感强度远超现实逻辑；《贝姨》中瓦莱丽的毁灭性魅力，更像是人性恶的寓言化表达，巴尔扎克曾坦言："我常在现实的土壤上播种想象的种子"，这种创作理念使得他笔下的银行家、律师等典型形象，既扎根于社会学的精确性，又闪烁着诗学的光芒。
文学转型期的范式革新者 将巴尔扎克简单归入某个流派的做法，本质上是后人对文学史进行概念化处理的产物，在1830年代法国社会剧烈转型期，旧有的文学范式已无法承载新的时代经验，巴尔扎克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创造性地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从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整体史观，到布丰自然学派的分类学方法；从英国哥特小说的神秘氛围，到巴黎市井生活的世态描摹。
这种集大成的创作特征,在《人间喜剧》的架构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将132部作品划分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大板块，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野心，既延续了启蒙时代对理性体系的追求，又暗含着工业文明时代的知识焦虑，当葛朗台将女儿的爱情换算成金币重量时，这种细节已超越对吝啬鬼的性格刻画，成为资本逻辑对人性的量化统治的文学证言。
文学史坐标中的双重定位 同时代批评家的反应印证了巴尔扎克的流派超越性，圣伯夫指责其"将显微镜对准社会的脓疮"，这恰从反面证实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锋性；而戈蒂埃则盛赞其"用文字铸造出比大理石更永恒的雕像"，这又暗示了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美学特质，这种接受的悖论性，正源于巴尔扎克创作中现实关怀与诗性升华的辩证统一。
在比较视域下,这种双重性显得更为清晰，相较于福楼拜"客观主义"的零度写作，巴尔扎克始终保持着介入现实的激情；而与雨果的浪漫主义相比，他又展现出更强的社会分析能力，正是这种独特的综合能力，使其成为连接两种文学思潮的关键枢纽：既终结了浪漫派对个人情感的过度沉溺，又为左拉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
重审巴尔扎克的流派归属，本质上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再思考，在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实证精神与想象飞升、社会分析与人性洞察、历史理性与诗性智慧达成了惊人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塑造了《人间喜剧》的复调结构，更预演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注定要超越流派的藩篱，在继承与创新的张力中开辟新的艺术疆域，当我们穿越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帷幕回望这位文学巨人时，或许更应关注其创作中那些突破流派定式的创造性元素，这些元素正如他笔下伏脱冷的炯炯目光，始终凝视着人性的深渊与文明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