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千古词帝"李煜的传奇人生始终牵动着世人的目光，每当提及这位才情横溢的亡国之君，总会引发一个基础却至关重要的历史追问：李煜究竟属于哪个朝代？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实则蕴含着对五代十国时期复杂政治格局的深刻认知需求，作为南唐最后一位君主，李煜的人生轨迹完整地投射出唐宋之交特殊历史阶段的政权更迭与文化转型。
南唐：五代十国中的文化绿洲 要准确定位李煜所处的历史时空，必须回溯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的分裂时期，中原地区先后更替的五个短命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被统称为"五代"，而与之并存的十个主要割据政权则构成"十国"，在这幅群雄割据的历史图景中，由徐知诰（李昪）于937年建立的南唐，以其富庶的江南经济与璀璨的文化成就，成为十国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权之一。
南唐定都金陵（今南京），历经烈祖李昪、元宗李璟、后主李煜三代君主，这个存续38年的政权（937-975年），在军事上虽未能恢复盛唐版图，却在文化领域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就，南唐画院汇聚了董源、巨然等绘画大师，宫廷藏书楼"澄心堂"收藏典籍十万余卷，这种文化积累为李煜的艺术修养提供了丰沃土壤，值得注意的是，南唐始终以唐朝正统继承者自居，这解释了为何后世常将李煜误认为唐代文人。
末代君主的双重困境 李煜于961年继位时，面对的已是危机四伏的政权，北方的后周在柴荣改革后日益强盛，赵匡胤更是在960年建立宋朝后加速统一进程，这位自幼浸淫艺术的君主，在政治军事领域显得力不从心，他试图通过"去帝号、改称国主"的妥协策略保全社稷，每年向宋廷进贡大量财物，甚至主动拆除长江防御工事以示恭顺，这些委曲求全的措施，折射出小国君主在强权政治下的生存智慧与无奈。
公元974年,宋太祖赵匡胤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著名论断发动灭唐战争，面对曹彬率领的宋军精锐，李煜的抵抗显得苍白无力，围城期间，这位文人君主仍保持着填词作画的雅兴，其《临江仙》中"樱桃落尽春归去"的句子，成为王朝末路的凄美注脚，次年金陵城破，李煜肉袒出降，南唐38年的国祚就此终结，这段史实清晰表明，李煜的政治生命始终镶嵌在五代十国的历史框架内，其帝王身份随着南唐灭亡而终结。
文学时空的超越者 被俘至汴京（今开封）的李煜，在"违命侯"的屈辱封号下开启了人生最后的创作高峰，这个时期的词作彻底突破了五代"花间词"的绮丽樊篱，以赤子之心书写亡国之痛。《虞美人》中"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苍凉，《浪淘沙》里"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慨叹，将个人悲剧升华为人类共通的命运咏叹，这些作品不仅标志著词体文学的成熟，更为宋词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李煜被北宋俘虏的特殊经历，使其文学成就常被误植于宋代语境，他的主要创作活动（尤其是帝王时期的作品）都发生在南唐存续期间，宋人编纂的《全宋词》收录李煜词作，更多是出于文学传承的考量，而非历史分期的严谨性，这种文学史与政治史的错位，恰恰证明了李煜艺术生命的超越性——他既是五代十国的末代君主，又是开启宋词黄金时代的先驱。
历史定位的再审视 从严格的历史分期来看，李煜的人生（937-978年）完整经历了五代十国晚期至北宋初年，其作为政治实体君主的15年（961-975年）完全属于南唐时期，而生命最后三年的"臣虏"生涯则处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这种跨时代的特殊性，使得李煜成为观察唐宋变革的最佳个案，他的命运既见证了五代割据的终结，其文学创作又预示了宋代文化的转型。
当代研究者更倾向于将李煜定位为"跨时代文化符号"，南唐的灭亡标志着五代十国时代的落幕，而李煜词作的传播则加速了宋词的发展进程，这种双重属性在《破阵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史笔与"垂泪对宫娥"的性情交融，既是对故国的深情回望，又暗含着新时代的审美转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的评价，正是对其承前启后地位的精准概括。
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李煜的真实坐标逐渐清晰：他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政权的末代君主，其文学成就则成为唐宋文化转型的重要枢纽，这个定位不仅纠正了将李煜简单归入唐代或宋代的认知偏差，更揭示出特殊历史节点中文人命运的复杂性，理解李煜的朝代归属，本质上是对中国历史分期特殊性的认知过程——在唐宋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文化积淀与政治重组并行的五代十国时期，而李煜正是这个过渡时代孕育出的最璀璨的文化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