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坐标系中的时代分野 要准确定位白居易的文学坐标，需首先廓清唐代历史分期标准，传统史学以安史之乱（755-763）为界划分盛唐与中唐，将永贞革新（805）至甘露之变（835）视作中唐核心时段，而晚唐则始自唐文宗开成元年（836）直至唐亡，这种划分不仅考量政权更迭，更着眼于社会结构、文化思潮的深层转变，白居易（772-846）完整经历了中晚唐转型期，其72载人生恰好跨越代宗大历七年至武宗会昌六年，这种特殊的时间跨度使其创作兼具两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仕宦轨迹中的时代印记 白居易的仕途始于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终于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细察其42年宦海沉浮，可清晰勾勒出中唐政治生态的典型特征：早年任左拾遗时"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的直臣风范，正是永贞革新前后士人政治热情的写照；贬谪江州（815）后逐渐转向"中隐"哲学，折射出甘露之变前夜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向；晚年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的闲适生活，则预示着晚唐士大夫的生存智慧。
文学创作的双重维度 （一）中唐新乐府运动的旗手 元和四年（809），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发起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此时创作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等讽喻诗，将杜甫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推向新高度，这些作品深度介入中唐社会现实：从《卖炭翁》揭示宫市之弊，到《杜陵叟》控诉苛税之害，再到《红线毯》讽喻进奉之祸，构成中唐社会问题的全景画卷，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干预意识，正是中唐士人重建社会秩序努力的文学投射。
（二）晚唐文人精神的先导者 大和三年（829）退居洛阳后，白居易的创作逐渐转向"闲适诗"与"感伤诗"。《池上篇》《问刘十九》等作品展现的园林意趣，《醉吟先生传》中"酒盏琴弦伴病身"的生存状态，已然呈现晚唐文人特有的审美取向，其创造的"中隐"理论——"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为晚唐士人在动荡时局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新范式。
诗风嬗变的历史镜像 （一）语言革新的中唐特质 白居易倡导的"老妪能解"的通俗诗风，本质上是对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回应，这种以俗为雅的语言革新，与韩愈"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中唐文学复古思潮的双翼，其诗歌中大量运用的对话体、叙事性手法，如《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抒情模式，开创了中唐叙事诗的新范式。
（二）审美转型的晚唐征兆 晚年诗作中日益凸显的日常化倾向，将饮茶、赏石、听琴等生活细节升华为审美对象，这种"物趣"书写恰是晚唐诗歌"日常化"趋势的先声。《不能忘情吟》等作品展现的对生命易逝的感伤，与晚唐李商隐"夕阳无限好"的黄昏意识形成精神共鸣，其自编文集时"藏之名山"的文化焦虑，更预示了晚唐文人面对时代巨变的普遍心态。
接受史视野中的坐标确认 （一）唐宋文人的时代认知 北宋《新唐书》将白居易列入中唐作家群体，苏轼"元轻白俗"的评判亦着眼于其中唐特质，但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已注意到"白乐天体"对晚唐体的影响，明代胡震亨更明确指出"元和以后，诗道浸晚，而白体犹存晚唐"，这种接受史的演变，折射出白居易文学特质的双重性。
（二）现代学术的定位之争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强调白居易的"中唐本位"，认为其讽喻诗代表中唐士人的淑世精神，而宇文所安在《晚唐》专著中，则将白居易后期创作纳入晚唐文化研究范畴，傅璇琮提出"跨代作家"概念，认为白居易恰处于文学史转折的关捩点。
文学史定位的方法论反思 （一）分期标准的多元性 单纯以生卒年划分作家归属的机械方法论已然过时，需建立多维评价体系：既考察主要创作阶段所处的历史语境，也关注其文学风格的承启作用；既重视共时性的时代特征，也不忽略历时性的风格演变。
（二）转型期作家的特殊价值 白居易的个案表明，文学史分期不应是非此即彼的标签化判断，这类跨代作家恰似历史长河中的摆渡者，其创作中并存的革新与守成、干预与超脱，为观察时代转型提供了绝佳样本，他的讽喻诗延续着中唐的儒学理想，闲适诗却孕育着晚唐的文人趣味，这种双重性正是其历史价值的体现。
回到最初的问题：白居易究竟属于中唐还是晚唐？答案或许应该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这位跨越两个时代的文学巨匠，既以《新乐府》成就了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又用《池上篇》奏响了晚唐文人化的序曲，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晚唐文化转型史，当我们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审视白居易，看到的不仅是某个时段的文学代表，更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传统在历史转折期的生动演绎，这种定位或许模糊了简单的时间界限，却更接近文学史真实的复杂样态。
